合肥大事记(1949-2019):上海企业内迁合肥

信息来源:市社科联发布时间:2020-08-12

在合肥工业化起步阶段,上海一批企业內迁合肥,对改变合肥工业落后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初合肥解放时只是一座消费性小城,民生凋敝,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商业行业的店员远远多于产业工人。全城仅有一家小发电厂和一些卷烟、碾米、铁器、织造、食品等手工作坊,市区工业产值仅有163万元(当年价)。不足5平方公里的城区内,道路狭窄不平,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房屋低矮破旧,缺水少点,没有公共交通,大部分市民还在沿用原始的油灯照明,一到夜晚,昏暗无光,一片萧条。到1952年,经过3年的恢复和发展,虽然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两倍,但仍远远落后于全国工业发展的形势,也与省会城市的地位不相适应。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指出:合肥是省会所在地,今后不仅是全省政治、经济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而且人口也不只是几万,也许是几十万或上百万。要想得到全面发展,没有工业是不行的。

要迅速发展合肥工业,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寻求外援便成为当时发展合肥工业一条捷径。当时,在中央调整工业布局和考虑国防安全的战略指导下,上海实行了工厂内迁计划。在此背景下,从工业基础雄厚的上海内迁一批企业来合肥,利用其人才、技术、设备、资金和生产管理经验以及已有的供销关系等来启动和发展合肥的工业,成为省、市委的一项重要战略抉择。

1953年春,中共安徽省委派省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广涛赴前往上海,商谈沪企迁皖事宜。按照现代的说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省市联合首次开展的“大招商”活动。此时,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推动了沪皖双方加快内迁工作的步伐,并使内迁与改造紧密结合的工作方针更加明确。1954年春,安徽省赴沪迁厂工作组前往上海。合肥市派出马科、韦景坤等迁厂代表参加省赴沪迁厂工作组。同时,合肥市成立了迁厂筹备处,由市委工业部部长杜炳南任主任,徐剑云、汪凯任副主任。筹备处抽调30多名有文化、懂工业的干部具体负责迁厂建厂工作,一部分人在合肥负责建厂基建工程,另一部分人赴上海落实迁厂事项。内迁厂对象确定后,沪皖双方分别派代表进驻工厂,开展公私合营和内迁工作。在洽谈合营和内迁的同时,合肥各厂的基建工程也已开工。在厂房和职工宿舍竣工之前,内迁厂在上海一面继续生产,一面积极做好搬迁准备。

迁厂工作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从1954年开始至1956年完成,共内迁企业40家;第二批从1957年开始,至1960年完成,共内迁企业16家。这56家内迁企业的建厂形式大体分为4种类型。一是生产设备比较配套的企业在合肥独立建厂;二是生产设备不配套的几个小厂合并组建配套厂;三是内迁厂与合肥现有工厂合并组建一个新厂;四是内迁厂并入合肥有关厂。上海内迁厂的并入,对提高本地企业生产水平和扩大产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支持内迁厂尽快投产,巩固和发展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36家上海工厂迁肥后,中央、安徽省及合肥市又另外投资近一千万元,支持其发展。合肥市政府根据需要和各内迁厂的不同情况,对企业按行业性质作了适当的改组合并,新建成12个不同行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各自形成相对配套完整的生产能力。

上海内迁企业填补了合肥许多工业门类的空白,一些大中型企业还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合肥的工业产品,由以前多为手工业、自然行业加工的缝衣、制线、纺纱、篾编等40余个行业,发展为机械生产的农药、电子、纺织、搪瓷、化工等60多个行业,初步奠定了合肥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海迁到合肥的企业虽不足60家,但在发展过程中又以“母鸡下蛋”的方式,分建和援建了一大批企业,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大多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头羊。正如当年一位负责内迁企业的领导同志所说,如果“没有内迁厂,合肥的工业很难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内迁厂为合肥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筑巢引凤”和“借鸡下蛋”的发展模式,不仅对合肥工业的起步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后来合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海内迁企业为合肥输入现代工业基因,推进了合肥迅速由消费性城市向工业城市、由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转型升级。沪企迁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和宝贵的资金,更为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引进。在上海内迁的人员中,无论是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还是熟练的技工,均是合肥最为紧缺的。他们不仅是企业管理的行家、生产经营的骨干、解决技术难题的能手,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本地技术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陆续分布到全市各企业,为合肥的工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图为公私合营合肥针织厂(前身为私营上海振丰棉织厂)

作者:许昭堂